浅谈一卡通押金问题的解决途径

　　提到一卡通，公众便想到它的便利，乘车、餐饮、缴费都能“潇洒一挥”。然而，由于办理一卡通需缴纳十几元至几十元不等的押金，且办理的人越来越多，押金总额巨大，利息也就很可观。如截至2011年底，广州“羊城通”卡共发行935.25万张，所收取的押金共计2.039亿元，累计利息476.75万元。而很多地方对相关信息罕有公布，巨额押金及其利息的去向因而备受关注。虽然公众、媒体要求公布押金及利息明细账的呼声一直没停过，但效果并不理想，刘巍的遭遇便是明证。有人感叹，水泼不进、针扎不进，巨额押金成了糊涂账。

　　一边是公众强烈吁求，并热情地献计献策；一边是发卡公司讳莫如深、三缄其口。相关公司之所以能耐得住性子、不为所动，是有其原因与底气的：是否公布押金相关信息，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；办卡的市民不会为区区十几元或几十元较真，即便像刘巍那样较真，但终究“胳膊拧不过大腿”；更为重要的是，只要行政主管部门不发话、不表态，押金可以照收不误，去向仍可含混不清，至于公众赞成不赞成、答应不答应，无关紧要，起码不是最重要的。
 

　　巨额押金不该是一笔糊涂账，它关系的不仅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更关乎公众权益。且不说发卡公司提供的是公共服务，必须公开相关信息，并接受公众监督。单从现代契约角度来讲，公众从缴纳押金之时起，就已经和发卡公司形成契约关系，因而有权知道押金的具体去向，发卡公司也有义务提供相关的信息。如果发卡公司因为自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，仗着有公权力 “撑腰壮胆”，拒不履行义务，无疑会遭到责难；而行政主管部门如果该出手时不出手，最终受伤的将是政府的公信力。

　　一卡通押金问题并非无法解决的难题，冰释公众疑虑也很容易，关键看有关方面将公众的知情权摆在什么位置，能否出实招、动真格。比如，广州市物价局和交通委员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“羊城通”的制卡成本、押金等进行独立审计，并定期公布相关信息，受到了公众的欢迎与好评。这无疑是一个好的范例，愿这个范例成为一卡通“通”而不“卡”的开始。